蜻蜓FM 收听 重庆直辖20年 原市长口述直辖经过——重庆话话重庆第73期 #重庆话话重庆#微博话题
蒲海清，四川省南部县人，先后担任四川省计经委主任、副省长、常务副省长等职。1996年10月，任重庆市市长、市委副书记。1999年6月至2001年2月，任国家冶金工业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。2001年2月，任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党组副书记、副主任。2003年10月至2006年12月，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书记、主任。
1997年6月18日，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成立。在此之前，我作为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、重庆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，参与了有关筹备工作。虽然时间已过去了多年，但我对此仍然记忆犹新，不能忘怀。
知道重庆成立直辖市，我经历了三部曲 :
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，其实是一种“回归”，因为历史上重庆曾两次直辖：国民政府时期，重庆为陪都，也是特别市(后改为行政院院辖市)，同时也称为直辖市；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4年，重庆先为中央直辖市，后改为西南行政大区直辖市。
20世纪60年代的重庆，虽然不再是直辖市，但仍然是四川省甚至整个西部地区最好、最大的一个城市。当时重庆人口有400多万，而成都还不到200万。
我是四川南部县人，但从1961 年在重庆上大学开始，就长期在重庆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对重庆感情很深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重庆也是朝气蓬勃，给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。比如，1983年，重庆在全国第一个被列为计划单列城市，在试点过程中有很多改革。当时，我在重庆钢铁公司任总经理，率先推行厂长（经理）负责制，有很多创新。那个时候大家普遍工作很忙、很累，但心情很好，积极性很高。20世纪90年代，重庆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，又是军工企业比较多的城市，进入改革的困难磨合期，一下子出现几十万下岗职工。与沿海地区甚至成都相比，重庆落后了。当时重庆很困难，经济发展上不去，老百姓生活水平降低，社会不稳定。当时，我已经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、常务副省长。我爱人娘家在重庆。春节去重庆探亲的时候，我目睹重庆交通拥堵、城市环境又是脏乱差，实在是看不过了，就主动找当时的重庆市市长刘志忠同志。我说：“志忠，重庆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们要不顾其他任何事情，想想办法。你现在是市长，就得把这个责任担起来，把所有副市长召集到一起，找一个没有人上访的安静地方开个会，研究一下该怎么办。”可以说，当时上至政府官员，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在探究解决办法，普遍希望重庆成为直辖市。
但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当时不知道的是，早在80年代中期，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把重庆从四川分出来、单独建省的设想。1985年1月19日，小平同志在参加了广东大亚湾核电厂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，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、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的李鹏同志，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。当李鹏说“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，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，做好移民工作”时，小平同志提出，“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，一个以重庆为中心，一个以成都为中心”。
中央正式酝酿设立重庆直辖市是1994年。1995年中央派人到四川进行调研工作。1996年6月19日，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，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。我知道重庆成立直辖市，已经是1996年了。对此，我可以说是经历了三部曲，开始是不相信，然后是高兴，再后来就是直接参与筹备工作，到重庆任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。.
先说说 “不相信”。1996年1月，具体哪天记不清楚了，我找到时任四川省省长的肖秧，他以前是重庆市委书记。我说：“肖秧同志，我向你报告一下重庆经济发展情况，请你考虑。”这个时候，肖秧说：“海清，你不要着急。我告诉你个事，你不要告诉别人。我从李鹏总理那里听到，中央正在研究重庆成立直辖市，国务院已经研究了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重庆要成立直辖市。回来以后，我想了一下，觉得肖秧讲的话很难说一定准确，不大相信。
再说说 “高兴”。1996年4月，我作为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，到北京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汇报干部工作和党建工作。他对我讲：中央原来准备让你作四川省省长，但是考虑到重庆要成立直辖市，重庆的工作任务更艰巨，中央准备调你到重庆市工作。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。我说，能不能告诉一下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。胡锦涛说，对谢世杰同志也不要讲。因此，我当时没有向任何人讲，连老婆也没告诉。
不久，我就到重庆，直接参与筹备工作。1996年6月26日下午，李鹏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，参加的中央领导还有胡锦涛、李贵鲜(时任国务委员)，四川省参加的有谢世杰书记、宋宝瑞省长、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和我。在这个会上，正式宣布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，张德邻任组长，我任副组长。
管辖范围的四套方案之争
中央考虑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原因，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：
一是四川省人口过多，1.1亿多人，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人口总和；面积大，有57万平方公里，管辖23个地级行政区、221个县级行政区，是中国管辖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单位最多的省。我在四川当了11年副省长、副书记，还没有把所有的县走完。这次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汶川县，我只到过县城，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。
其次，是为了便于三峡工程建设的统筹管理。
再者，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，成立直辖市可以充分发挥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。
关于重庆直辖市管辖范围，中央先后共提出了四个方案：一个方案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建立一级行政区，成立省或者直辖市，包括湖北宜昌，也就是和之前的“三峡省”模式差不多。但后来觉得牵涉地方太多，不能精简机构，中间管理成本过高，放弃了，没有怎么讨论。第二个方案，即大方案，除了把万县市、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等划过来外，还把广安、达川、南充等也拿过来。第三个方案，即小方案，直接把老重庆地区升格为直辖市，这个办法简单，不过无法解决三峡库区移民的问题，只能放弃。第四个方案，即现行的重庆市区划，老重庆地区、黔江地区、涪陵市、万县市合在一起成立重庆直辖市。
1996年6月26日下午，在李鹏办公室就管辖方案展开了讨论。当时谢世杰、宋宝瑞提出了大方案，建议把广安、南充、达川都纳入重庆直辖市范围。中央不同意。李鹏说，这是小马拉大车，贫穷的县太多了，人口也太多了。 （提到的邓小平故里广安没有划入重庆市的原因之一）
我将到重庆工作，感觉要是按照谢世杰、宋宝瑞的意见办，压力太大了。当时四川省达川、涪陵、万县都很穷。但是，我想把广安划过来，因为当时广安产粮，而重庆缺粮(现在重庆农业发展了，实现粮食自给了)。当时四川省每年调一些粮食给重庆。要是重庆成立直辖市，四川省的粮食就不能再按照国家粮价划拨了，必须要给补差。这中间就会有很多争议。因此，我发言提出，不赞成大方案；南充和达川还是由四川省管辖，而黔江地区本来就是从涪陵市分出去的，可以纳入重庆市，同时把广安接收过来。李鹏说：广安现在不纳入，以后再研究。后来我才知道小平同志多次讲：“我是四川人”。广安如归入重庆市，也不合适。（提到的邓小平故里广安没有划入重庆市的原因之二）经过讨论，李鹏作结论，意思是就按照现在涪陵市、万县市、黔江地区和老重庆市组建成立重庆直辖市。因为要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，暂时不把涪陵、黔江、万县直接纳入，而是交给重庆代管。以后四川省开会，涪陵市、万县市、黔江地区还是去参加，重庆市开会，也可以列席，逐渐适应。
中央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一个中间方案，从当时来说，是最好、最可行的一个方案。从目前来看，重庆实际上对广安的辐射很大，广安到重庆不到一个小时路程，而到成都要在高速公路上走两个半小时以上。重庆和广安经济往来频繁，广安的土特产在重庆销售很好，而重庆很多机械零部件也是在广安那边制造的。
为什么成立直辖市而不是省
1996年7月8日，四川省委正式下文件，成立重庆直辖市问题传达到厅局级干部。同一天，李鹏同志打电话问我筹备的情况怎么样了。我说：报告总理，筹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，省委已正式下文重庆代管涪陵、万县、黔江，并正式向全省地厅级以上干部作了传达。重庆正在抓紧做工作，重点一是解放思想，做好深化改革的准备；二是计划安排下一步的工作。
1996年7月25日，李贵鲜、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旭东、中央编办主任张志坚等领导，到重庆来谈行政体制问题，正式和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交换意见。当时大家就提出，重庆成立直辖市以后，行政体制怎么安排，万县市、涪陵市、黔江地区还要不要？有的人主张重庆直辖市直接管县，取消两市一地委；有的人不同意，说一下子管四十几个县怎么能管得了？当时我主张地市级机构还暂时存在一段时间为好，毕竟我们对万县市、涪陵市、黔江地区下属的这些县还不熟悉，但我的看法也不好多说。当时的情况是：这些县坚决要求重庆直管，不要地市级机构这一中间层了；而两市一地干部思想动荡，又特别提出县还要不要他们管，如果不管了，富余的干部怎么安排是个大问题。矛盾之下，我们同意中央的意见，作为过渡，地市先保留，县可以到地市级机构汇报工作，也可以到重庆来汇报。实际上，随着重庆直辖市机构编制的确定，我们很快就把地市这级中间机构取消了。地市这一级一大批干部怎么办呢？有的提前退休，有的逐渐做巡视员，有的去了人大、政协，通过10年全消化了。
李贵鲜同志要求我们按照小政府、大社会的思路，减少编制。当时我的想法是：减少编制是好事，但减下来的干部怎么安排是个问题，所以希望中央能多给点编制，不能缩得太小。我提了这个意见，中央后来同意了。我还私下悄悄跟张志坚同志讲：你放我一马，我不一定把编制用完，编制会逐渐减下来。实际上，重庆直辖市编制控制得很好，我任职期间，只给重庆市外办增加了30人，其他的部门都减少了职数。至今重庆市编制还没有用完。新的重庆直辖市领导干部的配备，以原重庆市干部为主。中央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，李学举（曾任第一届重庆市委常委，现任国家民政部部长）、王云龙（曾任第一届重庆市委副书记、人大常委会主任）、李德水（曾任重庆市副市长、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）等同志都是中央统一配备的。同时，我们也从涪陵、万县、黔江调了少数干部，安排到市委、市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。我在省政府工作过，两市一地干部都熟悉，也不便多谈。我主动出面做工作，逐步调来一些人做适当安排，很快、很好地进行了工作的交接，确保了工作的连续性、有效性。
可能你们会问，为什么重庆成立直辖市而不是省？我觉得中央决策的英明就在这儿。按照我国现在的行政体制，省下面是市，市下面是县，县下面是乡镇，这就是四级体制；而直辖市不同，可以直接管县，是市、县、乡镇三级体制。从四川省来讲，要直接管个221个县确实有困难；而重庆就可以，当时是管42个县。这样一来，重庆直辖市就没有地市级机构这一中间层了。地市这一级五套班子都是齐全的，公务人员不少，撤销了以后，整个直辖市的编制减少了三分之一，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小政府、大社会的格局。当然我只能说是初步形成，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现在，我个人体会，设立直辖市而不是省有几大好处：一是去掉中间层，效率提高了。二是公务人员少了，现在重庆市公务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全国最低的，比北京都低。这样就减少了国家的财政负担，可以把钱更多地用在建设上。三是干部责任感增强了，工作积极性提高。
重庆成立直辖市来发展很快，中央和全国各地给了很大的支持，但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，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很大的，甚至更加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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